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当前,随着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沉,基层面临利益分化、矛盾多发、诉求多元等问题日益凸显,单纯依靠行政管控难以有效回应群众需求。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实践。那么,人民政协为什么要参与、依据什么参与、通过什么功能参与、在治理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这需要把握其内在的基本逻辑,才能厘清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合理边界与独特价值,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一般性社会动员或行政力量下沉。本文认为,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贯穿于政治、制度、价值、功能、实践五个层面。政治逻辑回答其根本属性,制度逻辑回答其合法性来源,价值逻辑回答其价值取向,功能逻辑回答其作用方式,实践逻辑回答其现实运行。五个层面相互贯通、层层递进,共同构成理解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完整分析框架。厘清这一框架,既有助于避免实践中的职能越位与责任悬空,也有助于为深化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基层延伸的制度化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有利于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政治逻辑: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
其一,这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内在需要。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识是其首要职能。基层既是利益分化和矛盾多发地带,也是党的执政根基所在。政协下沉到基层,本质上是把统一战线工作延伸到社会末梢,通过凝聚各界群众共识来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而不是另设一套行政体系。其二,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的要求。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大量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发生在基层,需要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渠道来承载。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向社区、乡村延伸的制度化安排,让民主从投票环节扩展到日常治理之中,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其三,这是明确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角色边界的需要。人民政协不是基层治理的行政主体,不替代党委和政府的职能,也不取代村(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而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嵌入治理体系的协同治理力量。它参与而不主导、协同而不代替,这是政治逻辑对其角色的根本限定。
制度逻辑:国家治理体系中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延伸
从制度定位来看,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协商机构。政协章程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中央文件,为政协下沉基层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这些制度安排确立了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也规定了其基本方式与边界。
从协商体系衔接看,我国协商民主体系包含政协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形式。基层协商虽贴近群众,但容易碎片化、随意性强;政协协商则有规范程序、专业力量和成果转化渠道。二者相互衔接,一方面政协协商下沉赋能基层协商,另一方面基层协商成果向上汇入政协协商,从而打通协商民主的“最后一公里”。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商于民、协商为民,为基层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支撑,也为二者的衔接提供了制度接口。从组织网络来看,市县政协、委员工作室、“有事好商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等机制,构成政协向基层延伸的组织载体。依托这些载体,协商从会场走向社区、楼栋和田间,使制度延伸具有了实体依托。
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原点在于人民政协为人民。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工作着力点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进民生福祉。基层治理中的矛盾大多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邻里矛盾等民生小事和利益纠纷,这些事项的性质决定了更适合用协商方式化解,而不是依靠强制管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既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价值立场。
价值目标在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基层多元主体诉求差异大,而政协具有包容性强、界别覆盖广的优势,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兼顾多数人的利益与少数群体的合理诉求,在沟通协调中减少对立、化解怨气、理顺情绪,最终实现和而不同。这与行政逻辑形成鲜明对照:行政逻辑侧重管理和执行,以指令和程序推进事务;政协的价值逻辑则侧重倾听、沟通、调和与凝聚共识,以最大限度求得认同为取向。二者互补而非替代,共同服务于基层治理的有效与有序。
功能逻辑: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独特比较优势
人民政协的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基层场景中一般转化为四项具体功能:第一,反映民意、汇集社情民意。委员扎根界别、扎根社区,把分散、零散的群众诉求系统化、规范化,通过社情民意信息、提案、调研报告等渠道向上传递,形成下情上达的畅通通道,使基层声音进入决策视野。第二,协商议事、辅助决策。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停车、养老、环境整治等基层难题,搭建协商平台,组织居民、物业、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商量,推动协商于决策之前、决策实施之中,从而提升基层决策科学性与群众认可度。第三,民主监督、助推落实。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以柔性监督、协商式监督为主,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在基层,委员通过跟踪民生项目和政策落地,督促职能部门回应和整改。这种监督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但依托政协的公信力和协商式方式,能够有效推动问题解决。第四,凝聚共识、化解矛盾。政协承担上情下达的功能,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对矛盾纠纷提前疏导,做春风化雨的思想工作,减少信访和对立,发挥减压阀、缓冲器的作用。这四项功能在基层场景中相互交织、共同发力,构成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功能整体:反映民意使基层声音进入决策,协商议事使决策过程更加开放,民主监督使政策落地更有保障,凝聚共识使治理过程更加顺畅。它们既区别于行政机关的执行功能,也不同于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功能,而是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比较优势。归根结底,政协的功能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不决策、不行政、不执法,重在搭平台、汇民意、献良策、聚共识、促落实。
实践逻辑:治理重心下沉背景下的多元协同
从现实痛点看,基层党委和政府事务繁重、自治力量相对不足、部门之间协调困难、群众参与渠道有限,构成基层治理的普遍难题。人民政协作为第三方,且中立的协商平台,能够跨部门协调,链接专业委员、行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弥补基层治理的资源短板。这正是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价值所在:不是增加一层管理,而是补位赋能。在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日益成为基层治理重要维度的背景下,政协参与还可以借助制度化的协商程序维护治理的规范性,借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协商形式扩大参与覆盖面,使补位不仅有效,而且有序。
从运行机制看,典型模式是党委点题、政协搭台、各方协商、政府落实、政协跟踪。常见载体包括委员工作室、“有事好商量”、专题协商会等。通过这些机制,政协把各方主体聚合到同一平台,就特定议题开展有序协商,形成共识后交由相关方面落实。从成果闭环看,协商形成意见后,进而转化为提案或社情民意信息,转交职能部门办理,并跟踪反馈、回头看,最终形成协商、交办、落实、反馈的完整闭环。这一闭环不仅保证了协商成果不流于形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成效,也使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具有了可持续的制度化运行逻辑。
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总结近年来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本文对进一步推进政协协商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以下路径选择。
第一,着力推动政协协商嵌入基层末梢。全覆盖建设基层协商议事载体。各级政协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园区、商圈、物业小区等建设“委员之家”“协商议事厅”“有事好商量”站点,把协商平台设在小区广场、楼栋、田间地头,打造“板凳议事”“夜话协商”等接地气品牌,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议题来源实行“群众征题、委员荐题、党委点题、部门出题”,优先选取诸如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物业纠纷、停车管理、养老托育、人居环境等群众关切的“小微难事”。理顺“政协协商+基层自治”衔接机制。建立街道党(工)委统筹,政协委员联络组、社区“两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议事规则,明确议事流程、纪要交办、反馈公示机制,区分“可以商量解决”“需要部门办理”“依法依规不能突破”三类事项边界,防止协商泛化、久议不决。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智慧协商渠道。依托智慧政协平台、微信群、小程序,开通民意征集、议题预约、协商直播、结果反馈通道,联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综治等平台,抓取高频诉求形成民意清单,实现线上收集、线下议事、闭环跟踪。
第二,健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精准收集反映社情民意。建议实行委员网格化、清单化联系。按照界别特长、居住地、行业特点,把委员分片挂钩到社区、网格,建立委员资源清单、群众需求清单、履职任务清单。法律、医疗、教育、财税、工程等专业委员组建界别服务团,定向提供专业支撑,按需认领基层诉求,开展“揭榜履职”。常态化走访倾听,规范社情民意报送。把委员走访、群众接待、座谈交流制度化,定期开展委员接待日、下基层走访活动。区分一般诉求、苗头性风险、政策性建议,形成高质量社情民意信息,快速报送党委和政府及职能部门。对共性问题提炼形成提案、调研报告,推动个案解决上升为一类制度优化。发挥界别特色优势,覆盖重点群体。依托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族宗教、农业、科技等界别,重点联系新业态劳动者、流动人口、老年人、困难群体、市场主体,收集小众、隐性诉求,补齐基层治理信息盲区。
第三,做好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对政策落地容易引发争议的事项(比如拆迁、养老、医保、垃圾分类等),组织委员进社区宣讲,通俗解读政策,疏导情绪,化解误解和分歧,把党委和政府主张转化为群众共识。厚植“理性对话”的基层政治文化。依托社区大讲堂、模拟政协进社区等载体,在基层群众中普及平等、包容、求同存异的协商精神,培育遇事多商量的习惯,引导居民、社会组织带动群众理性表达诉求,减少极端诉求与对立情绪。
第四,做实政协民主监督,推动基层治理事项落地见效。开展嵌入式、“微监督”。围绕协商形成的共识、民生项目、惠民资金、物业公共收益、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实事项目,组织委员开展“回头看”、专项视察、跟踪监督,以协商式监督推动部门及时回应、按期落实。监督方式要柔性适度。以调研座谈、明察暗访、报送监督意见为主,避免问责式监督。重点盯住“重立项、轻落地”“重建设、轻管护”等基层治理短板。建立协商成果评议机制。议事结果、部门办理情况定期向议事代表、居民公示,组织群众、委员共同评议办理成效。评议结果抄送党委和政府,作为部门绩效参考。
第五,强化界别赋能,为基层治理提供智力支撑。开展小切口精准调研。政协调研尤其是界别调研,要聚焦诸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农村人居环境、小区治理、新业态权益保障、村级集体经济、社区治理减负等基层痛点,形成可落地的对策建议,供党委和政府优化基层政策。链接外部资源下沉基层。发挥委员联系广泛优势,对接高校、科研机构、公益组织、企业资源,为社区引入志愿服务、专业社工、公益项目、技术帮扶,弥补乡镇社区人力、专业能力不足。切实助力基层减负。政协委员通过调研建言,推动规范社区台账、事项准入,厘清社区权责边界,减少越界任务,让社区回归服务主业。
第六,着力完善制度保障。强化党建引领责任链条。政协党组牵头,把基层协商治理纳入同级党委党建工作布局,乡镇(街道)党组织负主体责任,政协委员联络组具体落实,定期向党委汇报协商成果、风险情况。完善委员履职评价激励。将参与基层协商、联系群众、矛盾化解、社情民意工作纳入委员履职档案、评优考核。设立正向激励,宣传委员基层履职典型,明确履职边界,防止越位。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立政协与政法、民政、信访、住建、卫健等部门常态化会商机制,明确协商议题转办、答复时限,对跨部门“硬骨头”问题,由政协提请党委统筹协调。要注意把握好边界。政协不是基层治理的责任主体,搭台而不包办、献策而不决策、监督而不替代执法行政。应明白政协协商不是“和稀泥”,要坚持依法协商、公平公正。要把握好边界,不把所有基层矛盾都导入政协协商,适合行政调解、司法途径的,引导群众走法定渠道。
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是政治、制度、价值、功能与实践五个层面的有机统一,五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回答了人民政协为什么参与、依据什么参与、怎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这一核心问题。把握这些逻辑,关键是要守住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合理边界。坚持补位而不越位、协同而不替代,是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其区别于行政下沉与其他治理力量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应继续依托委员工作室、“有事好商量”等载体,完善协商成果转化与反馈机制,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程序、资源和成果三个层面深度融合,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行之有效。
[本文系宁夏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6年度立项课题《发挥政协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26ZXX008)阶段性成果;作者陈子敏系自治区政协委员;作者沈天君系自治区政协常委]